当象牙塔遭遇艾滋病:大学生染艾被赶出家门

2017年05月24日   来源:防艾专栏   点击:

  当象牙塔遭遇艾滋病:大学生染艾被赶出家门,再见时天人永隔

  艾滋病在中国人心中笼罩的阴霾始终未曾消散。

  近年来,随着全国艾滋病疫情不断发展变化,“艾滋病”、“象牙塔”,两个看似毫无瓜葛的词,却被一串串急剧攀升的数字紧紧捆绑在一起。青年学生群体成为了受艾滋病影响的新重点人群,高校已成为艾滋病的重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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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1日,高校云集的湖南长沙岳麓区通报了106名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的疫情。

  而在从事艾滋病快速检测工作的吴龙眼中,这结果并不令他惊诧,或者说是早有心理准备。

  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主任吴尊友曾表示,“2011年到2015年,我国15至24岁大中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净年均增长率达35%(扣除检测增加的因素)”,且65%的学生感染发生在18至22岁的大学期间。

  拥有16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岳麓区,仅学生人口就有几十万之多。“基数这么大,出现一百多例感染者,这个比例也并没有那么可怕。”吴龙说,更可怕的是另一个数据,《人民日报》去年9月报道,湖南大学生艾滋病患者8年上升37倍。

  “他查出艾滋病,回家了”

  与吴龙相比,毕业于山西某大学的张怡是一名接触“快检”时间更久,经验也更丰富的“业内人士”——作为男同性恋者,张怡的性取向“觉醒”始于大学时代。

  大三暑假临近结束的当口,正在外地实习的张怡突然和男友失去了联系。“(之前)每天从早到晚发信息打电话的,但那年8月25号,他突然就没信了。”

  男友的两个手机号都关了机,微信上还直接删除了好友。张怡起初的感觉是“莫名其妙”,可待他急急忙忙赶回学校,男友早已办了退学,人去楼空。

  空空的床铺旁,男友的室友用怪异的眼神从上到下打量了张怡一遍后,才告知他那个在几天内传遍全系的消息。

  “他查出得艾滋病,回家了。”

  一句话让张怡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踉踉跄跄走出男友的宿舍,回到自己的屋内,趴在床上一动不动。“我一方面替他难过,另一方面真的是越想越可怕,想知道自己是咋回事,又怕知道自己是咋回事。”

  即便每次都有“防护措施”,可张怡还是担心得水米不进,一夜无眠。第二天一早,张怡打车前往离学校最近的一家医院做了检测。

  “等结果的那一整天,我想死的心都有了。”除了吃不下东西,还要经受着周围同学异样的眼神。张怡觉得,自己如果真的“不幸被命中”,不仅在学校待不下去,回到家中更无法向双亲交代。

  拖着沉重的双腿再次来到医院,拿着报告单,张怡极力让自己抬头直视前方,就是不敢垂下目光看看报告上的字。返回学校的路上,一张薄薄的纸,张怡却失手掉了三次。最终他走进街角一间满是飞蝇的公厕,才将报告缓缓举到自己面前。

  那一刻,张怡获得了重生。

  机缘巧合的是,张怡的学校在那之后迎来了一个专门从事艾滋病快速检测的机构宣讲。这也是张怡第一次接触艾滋病“快检”。测试的时候,只需用采样棒沾取牙龈的渗出液,这些液体的抗体含量和血清相等,准确性大约在90%以上。所需时间不超过20分钟。

  想到自己在等待检测结果时的惶恐和无助,张怡最终成为了这家机构的兼职志愿者。

  “我没这个儿子”

  张怡还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个咨询对象,那是一位仅比张怡小一岁的大三学生。

  在等待检测结果的二十分钟里,咨询对象一直紧紧捏着张怡的手。阳性的结果呈现在两人面前的那一刻,在痛苦的哀号声中,张怡办公室内所有能被投掷的物品都被砸了个稀烂。

  “多少有点始料未及,但我非常理解。”张怡说,那一刻他脑海中又浮现了自己在得知前男友染病时的焦躁不安,他清楚地知道,这位咨询对象在回到学校后将会面临多大的心理压力。

  “既要瞒着同性恋的事,也要瞒着病情。同时还要治疗吃药,谈何容易啊。”张怡表示,自己很理解当时男友的选择,可他也坦言,倘若自己当时被查出阳性,那他将很难避免对男友的怨恨。

  将情绪失控的咨询对象扶出办公室后,张怡的主管向他强调,对咨询对象要有更多“关怀和理解”。

  2014年冬天,大二男生刘森来到张怡的办公室,快速检测的结果亦是阳性。在那之后,张怡一直与他保持着密切沟通,督促其定期吃药并检查体内的病毒情况。“他当时也很听话,我们其实看不出他精神状况有什么不对劲。”

  然而,悲剧却在一年多后上演。

  2016年春节前,刘森突然失联。张怡第一时间给刘森的家里打了电话,可刘森父亲的语气和态度却颇为吊诡。“问他啥他都说不知道,甚至还跟我说没这个儿子,说了不到一分钟就挂了。”

  在之前的咨询过程中,张怡得知,刘森的父亲是一位在部队官衔不低的干部,在家里的作风也一向颇为“铁腕”。因此,刘森一直将病情和自己的性取向跟家里保密。

  想到这里,张怡有了种不详的预感,他猜测,刘森可能已经被父亲赶出了家门。随即,他报了案。

  两个月之后,在一间低矮的地下室里,张怡和警察一起发现了一具已经腐烂的遗体,通过衣服口袋里的证件和一双张怡曾见过的皮鞋,刘森的身份才得到了证实。法医判断他是病发身亡。

  由于遗体高度腐烂,只能先送至殡仪馆火化,张怡带着骨灰盒敲开刘森的家门,母亲当即痛哭失声,父亲则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那时的场景,张怡如今仍记忆犹新。

  “孩子的爸爸一边拍着地板一边哭,整个楼道里都能听得到,可是,这已经晚了啊。”在事后的询问中,刘森的父亲承认,在看到孩子吃药后他仔细询问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以“辱没家门”为由,把刘森赶了出去。

  “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怎么能得艾滋病”

  像刘森的父亲一样,在一些人看来,艾滋病不仅可怕,而且是一种“耻辱”、“肮脏”的存在。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群体中,尽管近年来从政府到民间一直致力于普及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可这样的意识也并未完全烟消云散。

  自己亲手检出阳性的童年好友吕洋的遭遇,让张怡感慨万千。

  在研究生宿舍中吃药时不慎被发现,吕洋当即被其余三位室友赶出了门外,行李和衣服都被从阳台直接扔下了楼。抗议无果之后,面对紧闭的宿舍大门,吕洋只得使出下策——由于家和学校同处一城,吕洋先是返回家中,继而在对父母百般隐瞒的同时私下找到学校的辅导员,可他等来的却是辅导员的一番诘问和“语重心长”的“劝诫”。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如果不是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怎么能得艾滋病?”吕洋说,自己最终选择了不再回到学校宿舍。而即便在家走读,直至今日他也仍然不敢向父母坦承自己的病情和性取向,“万一他们赶我出去怎么办?”

  由于艾滋病通常被打上“道德”的烙印,感染者们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精神折磨。对男同性恋者的“歧视”往往会加倍,甚至将男同性恋者错误等同于艾滋病感染者。

  但需要指出的是,当前高校艾滋病疫情告急,确实与男同性恋群体性行为防护意识淡薄密切相关。

  据中国疾控中心数据,截至2016年9月,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万例,累计死亡20.1万例。性传播已是最主要传播途径,2016年1至9月,新报告经性传播感染者比例达到94.2%。其中,男同性恋群体传播率从2006年占感染人次的2.5%,上升到2016年前9个月占9.6万新感染病例的28%。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数据显示,青年学生中通过男男性传播感染已达81.6%,校园染艾者八成源于“好基友”。

  而《中华医学杂志》2016年刊登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只有约一半的北京男同性恋者坚持使用安全套。

  香港大学艾滋病研究所所长陈志伟曾表示,艾滋病人群中男男性行为者的比例上升是一个全球性趋势,中国的统计数据更是令人担忧:“MSM(男性之间性行为)感染是真正的流行病,它是中国当今公共卫生政策的重要难题”。

  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所所长景军教授表示,男同中间的传播在“激增”,内地大城市25岁至55岁男男性行为者有十分之一携带艾滋病病毒。“与吸毒和卖淫嫖娼感染不同,男男性行为安全不能写入法律。它只有得到男同团体的配合才行。”

  (作者:Vista政商智库特约观察员 沈源 | 来源:Vista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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